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过程略述

孟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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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与西方相遇的时候，传统的太平天下模式应对西方的军国机制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并非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科学教自由宗与共产宗的所共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近代自严复天演论流行以来，至今仍是公论。这实是中了共济会科学教学术文化阴谋之毒的结果。而是作为文明正轨的太平天下的治理模一时未能有效应对海上游牧民族新发明的几乎以战争为唯一目标的野蛮畸形的的军国机制。正如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屡次半亡或全亡于游牧民族，是由于中国落后而游牧者先进；按照挨打是由于落后的科学教强盗逻辑，中国早应放弃自己的文明而改学胡人蒙古人弃耕放牧，骑在马背上抢掠才对啊！所以晚清以来即使我们屡次战败，也绝不能证明我们这个文明是落后的过时的应该放弃的，应该全盘转学打败我们的西方人的文明。所以我们应该集中于问题本身，即打败仗以及如何改变这个实行丛林规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的问题，而不要扯远。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有关方面进行调整，正如历史上汉武唐宗所做的那样，比如健全兵制、改革财税制度、发展经济甚至提倡儒教等等；一句话就是增强综合国力，而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学西方和现代化。鉴于上文提到的西方文明作为伪普世价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损人利己性：一个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在发明它的西方那里用的很好，对西方有利；但一旦拿到别处就成为祸因乱源，结果还是害了别人，利益了西方自己。还要考虑到，中国作为夏型文明也就是世界唯一的天下性中心性文明的载体，有着太多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四夷那里即使已有多处验证为可行的办法，也未必能通行于中国。还有就是先机的重要：西方蛮夷损人利己的伪普世价值之所以总是能损人利己，很多就是利用先机；先用者得利，愈到后来的模仿者愈遭殃。根据以上三点，那麽，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照抄西方和全盘现代化西方化，就是彰彰明显的道理；要求我们在学西方时应该格外警惕。但极为可悲的是，这个命题的反面曾长期被国人奉为信条。这一方面是由于屡次战败失去自信和起码的判断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然抱有性善一体观念的国人对于选民性恶的西人起初即有备而来的文化战争和阴谋缺乏任何防范意识，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就中了圈套至今习焉不察。诸玄识先生曰：西方文化征服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在国际地位及地理历史等诸方面中西之迥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国通行西方文化和利益至上感官刺激的文明，则绝不会带来美式的自由民主，只会造成极度动乱。正为这个缘故，西方用它自己的文化标准作为利器，对东方发动文化攻势，即以强者的价值观来否定弱者的生存权。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又曰：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作为西方思潮和殖民文化的载体，弃历史废传统，从激进主义到左翼文学，对抗民族主义，拥抱阶级斗争。这一进步过程，乃与西方中心论以扼杀异文明来确保西方霸权，是完全一致的。故吾人对于新文化运动能够实与的成分应该很少。

故中国应对西方的正确方向就是最大限度提高综合国力，而非全盘照抄西方化科学教纵欲文明。即前者是有限度的现代化之路以大大区别于后者的全盘现代化之路。在合宜限度内能切实增强综合国力的现代化即可以实与的现代化，全盘现代化即过度现代化，也即不得实与的现代化。所谓综合国力，包括三要素：科技工农业生产力、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政治教育学术文化软实力。其中政治一项较为复杂与特殊，它既是一种硬实力，即政治组织动员力；又由于政治具有鲜明的文明和文化属性，是一个文明与文化的最高代表，所以它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既然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方向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建成西方的翻版，而是全以综合国力为目标，那麽在以上三项中就要区别对待了：在科技工业化上学西方，决定可以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又因为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是科学教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学习了这个就得到了科学教文明和现代化的精髓；而且恰好这一部分却处于儒教和中华文明的最外围，故对本有之教与文明的破坏作用最小，对文化软实力的负面影响最弱；故在这方面学西方仅就暂时权宜的救亡而言就利大而弊小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这当然弊莫大焉。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又必须这样做；故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故科技工农业方面的现代化在下周期之春的阶段到来之前，就一直可以得到现实的赞许；其余两个方面，则不这么简单，需要因时势不同而给以具体的评价了。关于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当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只会将中国搞乱；当中国摆脱了劣势居于了主导地位后，世界又早已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需要引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的威胁，也就绝不能再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资本主义正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不管以前还是未来，无论制度上还是观念上的自由民主，都注定不能得到我们现实的赞许即实与，何况文与？

中国近代化过程始于晚清同光间曾国藩领导的自强事业，即通常说的洋务运动。这个事业正是我们所说的中体西用模式改革的代表，是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落实；即主张有限度的只在军事与经济之器用层面上的近代化与西化，而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坚守固有传统；这是迄今以来最为可取的应对模式，就其改革之部分而言则堪当实与之评价也。但是由于甲午战败，救亡激情掩住了冷静理智而急于求成的年轻精英们转而走上了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辜鸿铭先生称康党为雅各宾派），这就是戊戌变法，可看作中国的第二个近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即是变更政教制度，其最后目标是君主立宪。这已经是一个足堪动摇中体的方案，它主张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之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且要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接受西方普世文明。西太后虽然终止了变法，但紧接着而来的新政却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多数主张一一落实，甚或过之，荤荤大者厥为废科举（戊戌只是改良科举，废八股改考策论）建学堂以及预备立宪，故新政与戊戌实际大同小异，都属于过度的改革而不堪实与之名也。清朝即亡于其末期过度改革的新政。梁漱溟先生曰：“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以这样消极无力的政治，至清末忽然举办许多新政，如开学堂，兴实业，练海陆军等等，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却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乡村建设理论全集第二卷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版）辜鸿铭先生于西历1908年上书反对新政，先生曰：且我中国今日民生凋敝，士气不振，若不体量民力，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职之愚诚恐此不足以御外患，而且必重伤民生，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辜鸿铭文集下册218页海南出版社1996第一版。此书集中阐述了先生对于当时中华如何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全面主张，乃是中体西用方案的最佳表达）先生此言不啻前知。此书上于光绪戊申西历1908年，三年后宣统辛亥西历1911年，即有双十事变及民国之代清；而清廷即直接亡于受新思潮影响之新军的倒戈也（双十之事即是新军倒戈；十三省独立几全是各省新军倒戈所致，后来袁世凯之倒戈终至清帝禅位，袁世凯则新军之最大势力。）故辜先生于上书中汲汲于保守内政之定制，而将仿行西法之外事限制于一合宜的范围；即先生曰：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先生力言吾国制度之大纲要领远胜于西洋自由民主之乱政，故决不可变更而从西制；至于势至今日西洋文明中吾国当仿行举办者，唯其制器之法如电报轮船铁路等及相关之事，如练新军、开矿、设专门学堂等，即是通常所说之洋务也。故辜鸿铭先生之应对方案实即中体西用之洋务方案也，不过先生对此方案之阐释最为正大与明晰，因先生对于中西文明之了解双双已达最深刻之程度故也。辜先生在《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一书之末列举了四种对西方文明的应对方案：两种是全面保守中华文明，不做任何变通，一是义和团积极进攻的扶清灭洋方案，二是托尔斯泰甘地式消极退守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案。两种是变革方案，一是张之洞的内外双重道德(个人道德一仍吾国旧贯，国家间道德则学西人)加洋务方案，另一个即先生提出的内外不分的道德（个人道德遵守君子标准，国家间道德则遵守王道标准）加洋务的方案。所以先生不应被误解为托尔斯泰甘地及清流式的全面保守态度，先生是主张在器用上学西洋的中体西用方案，不过先生所坚持者为真正的中体，张先生的两重道德论理势体用二分论已在价值层面放弃了王道的立国之本，皈依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已经动摇破损，已非真正中体矣。

导致清廷覆亡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废科举，这一下子失去了天下士人的心，将许多人推向了革命党那一边。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在上层士人精英中发起的运动，底层并未参与支持，后者对此甚至是不解和反对的。故得罪了士人可不是件小事。当然导致清廷倾覆的罪魁祸首还是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和革命党（说孙的革命党是中国的雅各宾派更合适），若无此，帝制或仍得以延续，则中华文明将不至有随着帝制倾覆而来的灭顶之灾也。孙先生少年时代长于国外，接受的全是西式教育；故其人已经西化；其所提三民主义已将西体替换下了中体，从而为一西体西用的方案，在价值制度和器用上都已全面以近代西方为主体；虽尚保留一些传统因素如对旧道德表示尊重，仍悬一王道大同的理想为最终目标，但仅作为西方思想的补充与支援价值而已。故三民主义可视作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在中国的一个微有变化的品种。相应地，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必须视为共济会所策划发动的在全世界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孙搞革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洪邦就是共济会组织。清帝退位，若没有中西交通中国士人思想已严重西化和因不断挨打而失去了判断力对中文明丧失了信心的大背景以及三民主义的蛊惑，这就会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易姓，中华政教绝不会随之覆灭。然而世事大变了，民国肇建，首先就是改元：废除阴历（中华正朔夏历的伪称），实行阳历（西方正朔格里高利历的伪称）；剪辫子（中华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终生不剪发，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以前垂髫，之后束发；西夷之俗断发）易西服（中华之正服深衣大领右衽长衣宽松，西夷之服则小领对襟短衣紧身）。政治上制定宪法，搞多党制，开议会，选总统，民初真是娼妓和政客的黄金时代。梁漱溟先生曰：在清末民初模仿旧民主之下，所引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政治上的种种无耻，到了曹锟赂选总统赂制宪法（西历1923年）已达极点。（全集第三卷411页）其实贿赂是民主制度的常制，乃欧美古今之通病，今日犹烈，并非中国民初所独有也。蔡元培的民国教育总长甫一就任即宣布废除各级学校的祭孔；紧接着就废除中小学教育以及师范中的读经科；最后是废除大学的经学科，将十三经分割入文史哲科，从而在民国的教育体制中，取消了清末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成立了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模式。尊奉德赛二先生打倒孔家店在文化价值上彻底皈依西方全盘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政教背景下展开了并获得了它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看吧，这就是孙先生在驱逐鞑虏后所复的中华！这哪是真正的中华？驱逐了清帝后要复真正的中华，无非是改正朔易服色，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立一新王朝的正朔（民国奉西方正朔），易回明时的服制（依据民国服制条例的规定，国服两套，一套是清人的长袍马褂，一套西服）和发式（民国剪辫子改行西人断发发式），其余政教之中体与洋务之西用皆一仍其旧可也（事实则是民国政教全面改行西制）。故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欺骗，这个口号下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颠覆中华文明的弥天阴谋！孙的这个革命口号完全是以种族作为区分夷夏之标准，完全背离了春秋大义。依照夷夏之辨的正旨，全面坚守中华文明的清朝就是正宗的华夏，奉西方正朔全面皈依西方文化的民国是不折不扣的夷狄。从此中华文明全面崩溃，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与内乱外乱达四十年之久，政治经济走不上轨道，民生一天天凋敝；令我中华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的事业走入歧途此情势下的中国随时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本欲废旧教旧文明以保国保种，可是恰恰事与愿违。遭受了巨大挫折。故对于辛亥革命，实与何可得哉？必绝之也。此乃往昔严重恶业所招致的极其错误的应对。故孙文实乃近世祸乱中华的第一罪人，而国共两党一奉之为国父，一奉之为革命先行者，真乃颠倒之甚也。若袁世凯辈只得屈居其次。首先，袁氏一班人是在革命党起事以后，十三省相继独立民国已宣布成立，眼见清廷大势已去，迫于时势而叛清，并非主动有意为之也。再者，此辈人物一以身家利禄为心，并无一定之主义，更无一定要全盘西化之主义，故若无西化与三民主义之毒的深入人心，袁氏一定会成立一新王朝，必定仍尊中华圣教，故吾人对袁氏之复辟帝制及后来张勋之助清帝复辟，实抱着深深之同情。故无主义的袁氏不是中华文明随清帝禅位而遭灭顶之主因也，此必归于提出全面用夷变夏主义的孙逸仙先生。说孙中山革命党一班人是中国近代史之大罪人，因为我们后来看到清朝帝制和政教的维持对于中华民族保国保种是多么重要；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曰：“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以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辛亥后，中国果然陷入了长期割据和内乱；这又引来了日人的入侵，险些亡国。所以在强大的外患面前当时的全体中国人最正确最智慧的选择就应该是继续扶保清朝，象日人那样尊王攘夷，而绝非是排满与革命，应该继续耐心地走最正确合理的中体西用的和缓改革之路，而不是急于求成结果却必然适得其反的激进革命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选择了较康党更为激进因而更为错误危害更大的排满革命的道路，不能不说是这些人由于深深落入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而变得极为弱智以至不能看清事情的基本真相的结果；吾人也不得不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是西方对我族文化战争的巨大胜利。梁漱溟先生曰：是再就辛亥革命来看，大清帝国是这样大，其统治又是这样久，又非遇到对外战争失败那种机会，乃竟于短短三四个月内，轻轻就给推翻，讵非怪事！此无他，你若以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各为其命运而作最后决斗来看，自然所解不得。那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你若晓得：他本来未构成阶级统治，全国之中本没有两面确定相反的立场，社会内部形式流动散漫，而救国的民族立场又超过一切；此时革命主力寄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通于统治之上层，代表清廷统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为统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难于一转念间而赞成革命。则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一个月而大势已定，三四个月而完全解决，又何足怪！（《中国文化要义》全集第三卷223至224页）可见清廷覆灭的主因确是由于士人不能再耐心的走和缓改良之路，都转而赞成以推翻帝制行西式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所以这完全是中国士人中了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的结果，是由西方外因导致的惨重内乱和错误的道路选择。

说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必会导致中国分裂与内乱，北京政府时期之民国就是最佳最有力的证明。这期间一直就是在实行的多党代议立宪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国政治经济最不上轨道的阶段恰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实在中国综合国力最弱的时期：政治不上轨道，国家陷于分裂，军阀连年混战；无人关心也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故工农业生产力都在一天天倒退，发展根本谈不上；民生日益凋敝，城乡都无起色，破坏最严重的是乡村；国家处于分裂和混战状态，其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已经是负数；而政教和价值都全面用夷变夏，国家又如此不上轨道，所以文化软实力更是大大的负数；三个方面比较辛亥前都差许多，这正是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直接后果啊。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废除多党代议民主制度，改行国民党一党训政，这以后的国事才稍稍有些起色，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经济上在1929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的巨大经济危机中，中国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奇迹般保持高速增长；外交上成功的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文化上有复兴儒家传统的新生活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眼见就要成为现实，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所打断破坏。但是仰赖黄金十年的打下微薄家底以及国民党的继续训政，中华民族挺了过来，没有亡国灭种。当时若行的仍是民主制度，则中国之命运实在不堪设想。北伐所以能成功，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之所以有些起色；当然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反省。奋斗多年，离当初革命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孙先生隐约感觉到自己承袭西方高唱自由权利的旧民主而来的三民主义对本来即非常散漫之中国社会不啻是一副毒药，不能治病反而是雪上加霜；这时俄国革命成功送来了新民主，孙先生经此触发恍然大悟，于是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师法布尔什维克改组国民党，大大加强党员的服从精神，试图以党建军建国。正是在这吸取了共产宗精神的新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北伐才得以成功，由此而来的后期民国才稍有起色。但是这样三民主义就成了中西和自由共产的杂拌，本身就是一个混乱，所以注定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将中国从混乱中带出来。事实上，北伐一完成转瞬间新军阀又出现，全国又陷于分裂。故孙先生的后期反省还是远不能将功补过。

在辛亥之后，中华政教既已随清帝禅位而全面崩溃，而在当时强大的业力下，复辟帝制又已经不可能；所以这之后的正确应对方案就应与此前是全然两样了。以前是要尽量保守中体，现在则需要以毒攻毒。这前一个毒字确切来说就是同属于西方文明的作为欧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对立面的苏俄式共产主义集权军国体制。蒋先生的国民党一方面太留恋传统，一方面学习苏俄不够坚决，所以终于未能收拾实行欧式自由民主的北京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其在大陆的统治就亡于作为过度民主自由之结果的拥有武装之反对党的武力（这在欧美都是绝不能容忍的，而蒋政权却不得不长期容忍之）以及一帮掌握了媒体败事有余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攻势之下。对于蒋政权在华夏最危难的关头延华夏国族于不坠的伟举，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现实上的赞许；对于其欲复兴中华文化承继中华道统的努力且当给以文与即义理之赞许。但是，也要指出，蒋政权对于中西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模糊态度终不能将中国带出由辛亥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故其不能竞争过对于苏俄之路完全认同的中共，也就是必然。吾人对蒋政权之失败，只能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了。

主要基于富强而来的西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其结果则是其他民族的亡国灭种（这就是西夷之文明与伪普世价值骨子里损人利己本性的验证），中华文明绝无此事。故从历史经验而言，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可怕实已胜过了其军力与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可以说清朝的覆亡以及民国四十年的混乱不上轨道摇摆于亡国灭种的边缘都是西方文化阴谋与侵略下吾人应对失据自毁自乱的结果。戊戌及西后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无一不是西方文化软实力作用下的产物。前三者就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以及民国之持续几十年的混乱，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激进知识分子则成为民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伪普世价值就像纸老虎，当我们迷于表面看不清其实质的时候，他对我们就很可怕很有破坏力量，成了真老虎和洪水猛兽。当我们看穿了其实质不再迷信它时，它就没有了任何力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辜鸿铭先生曰：若夫西人之学，其道固有不足法，而其学又不可不知也。又曰：呜呼，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也。（辜鸿铭先生《广学解》，《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31页到234页）先生之言正谓此也。当吾人已经从事完精深全面如实的中西学术比较之后，必然得出与先生相同之结论：“西人之学其礼教则以凶德（礼经曰不亲亲之德谓之凶德也，言西人礼教只知敬天不知敬人亲亲）其行政则以权利为率，其制器则以暴物为用，是其学之为害亦甚矣。”（辜先生《广学解》）故必对吾中华文明怀抱不可撼动之信心，对西方蛮夷之教则毫无盲目崇拜之妄念；亦由于知己知彼而悉达其对治之道，从而以最佳的方式与最小的代价来应对这个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怪物。唉众生无慧且无福，故最早出现也是最佳的中体西用方案稍稍实行未见大效旋被抛弃（其实，这些年轻的雅各宾党哪里知道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与重心的中国，他的转型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轻易，又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迅速见效！）而群趣于激进实为自杀的维新与革命，且屡次偾事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而却总是执迷不悟。只能归于先世恶业之所感以致应对失据。令中华对于西方文明的应对走上了危险痛苦至极的弯路。

革命派与立宪派将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引入中国的结果就是民国持续四十年的内乱与外乱，这是自由宗教义在综合国力处于劣势的国家中实行所得到的必然结果；并非如通常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缺乏文化启蒙的基础所致。新文化运动诸人就是按后者理解的，所以他们就企图用科学民主的西方文化来全面启蒙中国上下；这样做的结果又大大削减了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从而大大降低了综合国力，使实行民主制的基础更加薄弱，国家因此更加混乱。蒋中正先生等对五四诸人自始不抱好感，深知这般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说孙文是摧毁中国文化的第一大罪人，那麽蔡孓民就是第二大罪人，五四诸人就是一帮小罪人，孙坏了中华的政治制度，蔡坏了中华的教育制度，陈李胡周诸人坏了中华的价值信仰；这些人合起来就一起摧毁了中华的政教和文明。

五四唯一可以实与的地方是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潮，按：引入社会主义不必全盘反传统，不必打倒孔家店。从本部分的1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其体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身家国天下关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的同调。而其体的另一部分（见性价值信仰方面）正可纠正对治苏东样板的社会主义文明中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协调的科学教唯物无神论的人生信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所以有智慧的作法就应该是以儒教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基础，起码是支援价值。故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为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为其开脱。为解决西方旧民主在中国弄出来的烂摊子准备了思想和组织资源。所以最后来收拾局面的是共产党。复辟帝制重建中华政教既然一时不可能，那么引入同属西方文明但却是专为对治自由宗而有的科学教共产宗来整理这个由自由宗造成的乱局就是顺势而为的合理选择了。事实证明，中共及其主义堪当此任。中共先是以党建军；新中国成立后，则以党建军建国；认准了各个阶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应该走的路，真诚无伪地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这样就为统治中国的武力制造出了一个合格的主体，从而彻底结束了民国由于武力总不能寻到一个合格主体而导致的长期分裂混乱状态，长久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中国从此不再走下坡路天天只有亏损破坏，国事蒸蒸日上百废俱兴。或许只有那些从民国过来的人才能真切认识到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多么可贵与难得，所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心声。今日承平日久的人们对此是太过隔膜了，因此对于这前人得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就不够珍惜。特别是现在的自由派总想从中共手里夺权，由他们来搞多党民主，这结果无非是将中国退回民初时代，重温分裂与混乱，自由派从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果真由他们掌权，到时可真要追悔莫及了。

建国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都采取了高压和严密控制的政策，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为一与政治合一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新宗教，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统一到这个新的政教中来。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有专门针对前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除梁熊马陈等少数大儒外所有其他人都或主动或被迫地宣布放弃自己以前封建资产阶级的旧信仰而改宗这个新宗教，即科学教共产宗也。后来又有反右运动，进一步彻底打击了那些仍然不肯真心改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故建国前三十年的高压专政就是一副以毒攻毒的猛药，不如此不足以治愈自由宗加于中国的膏肓之病从而结束分裂混乱重建统一秩序。从此角度观之，反右运动中那些被整治的知识分子就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正是他们把自由民主的洪水猛兽引入了中国，且至当时仍执迷不悟；往昔的自由民主正是今日极权专制之因。但是话说回来，既是猛药就很容易在治病的同时也伤及了吾人自身；这就是中华的传统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烈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愿望要除去一切异己的信仰。所以本来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对治自由宗之毒，但事实上却是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话语对中华传统的贬称）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消灭，且越到后来越偏于后者，这就是迷失了自己的使命，犯了错误。猛药不能常服，若病已愈，当即停止。所以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就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了。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三十年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灵活放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上则改造经济制度，根治水患，兴修水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自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文革十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也有6.62%，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普遍传闻毛主席不会抓经济，事实是，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与高瞻远瞩最突出的表现领域就是经济，毛主席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过程。比较一下，英国的现代化涉及一两千万人，美国的现代化涉及六七千万人，而中国则涉及五到八亿人。如此体量巨大的现代化却是在自力更生的模式下进行的，这在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充分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语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非仅是中共的自我表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自足的，而非寄生与外倾的，这是一种较殖民资本主义远为健康道德因而是可以广泛推广的模式，为一切弱小民族的自救提供了样板。

七十年代末，利用美国欲以中国牵制苏联因而允许中国出海参与世界市场的难得机遇，中国果断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改造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创造性地发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这种更加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新体制来迎接由国内循环转入世界循环的新形势；政治方面，则坚持原有的体制不变，仅在治道细节方面加以改动；以此坚守社会主义的根本从而有效应对激励竞争的国际环境并保持国内的统一稳定。这一完美配合的政治经济新模式威力巨大，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短短三十几年下来，中国走完了欧美三百年所走的路，在科技的各个主要领域都站在了世界前列，并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至此已近于完成，以后很快就要转入新的阶段了。

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理由如下：一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跨国私人金融大资本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掌控，特别是跨国私人大资本对民族国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欧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货币发行权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政府在美联储的股份是零。所以美国政府所发行的美元每一分都是从由几个私人家族合伙开办的美联储借来的，是要付利息的。现在美国政府所欠天文数字的债务中大部分是欠美联储的，达五十万亿之多，欠中国的只有三万亿左右。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还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在全球并不多见，所以中国人民所用的人民币也不用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还得给跨国的私人银行家付利息。中国在这个最根本的特征上不合资本主义的标准，所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二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亦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中华在宋明时代已有很发达的市场经济，固不能因此说宋明之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同理，也不能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就判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三中国的国有经济成分还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土地也还是国有。四中国的政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多党民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的一党执政制度。三四两点也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无。

毋庸置疑，新中国对于传统的背离与对于外来文明的接受都较民国更加彻底，并且前者较后者拥有远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人民的信仰性格和习俗在建国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新中国与老中国的距离较民国更加遥远。为了救亡图存而打造的共产主义全民军国机制竟是以彻底牺牲老文明为代价，新中国经历的现代转型竟是一种文化自杀式的转型，这一切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文革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但是五四对传统价值信仰的摧毁还仅停留于精英层面，但是文革把这彻底贯彻到了最底层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全体中国人连最底层的农民都背弃了三教成了科学教的信徒。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是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此要追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真需要如此决绝地与传统决裂吗？在本部分的1，我们从总体上梳理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全然背道，而与社会主义则有诸多共通之点，特别是两者的根本目标——全人类的和谐大同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在中华文明里才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阶段，中华传统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支援价值；而从人类的长远未来观之，则中华文明乃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本部分1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价值信仰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这种文明不具稳定性。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倒向资本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唯物主义无神论信仰从根本上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相悖；从长远来看，这只能导致混乱，不能导致和谐。五四与文革彻底摧毁了传统信仰，建国后长期单一的唯物无神论教育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科学教独霸全民无信仰的国家。人心之无据、吏治之腐败几居全球之冠，此皆与全民缺乏基本的信仰底线因而堕落到只信金钱有莫大关联。故缺乏传统价值信仰支持的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也是危险的。据此我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欠妥当的，在文革中更是完全错误的。老一辈的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诸先生在此期间一直致力于调和社会主义与传统之关系，希望我党对传统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如冯先生提出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努力落空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这要追溯到三个小传统：一是中国近代的激进革命传统，自康党到五四特别是后者，都主张彻底用夷变夏；二是共产党自身的小传统，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到苏联东欧的国家实践，都采取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共产党宣言主张与一切新旧传统彻底决裂，苏东对其当地的传统文化如东正教和天主教实行了严厉的打压。三是中国两千年老传统中的非主流如法家和造反的小传统。这三个小传统对待大传统的态度无疑都是有问题的：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表明，造反时反儒可以，造反成功之后，还是要用儒家治天下。反儒反传统的法家亦只有一时之用，终究要复古更化。正是受这三个小传统的影响，中共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采取了欠妥乃至错误的对待方式。

改革开放后，我党改变对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也可说，新中国的后三十年是我党逐渐回归传统的历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提出，就是令党回归传统的根本动力。

因为所谓的中国，追溯到根本还只能是文化中国。党的施政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理想、和谐社会再到中国梦，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味道。党对自己的定位也从反封建的先锋队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国后，国内的战乱平定了，但中国的外部则是一个世界战国的形势，所以这既不同于以往的打天下时代，也不同于古代天下已定的形势；所以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成果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现在绝不能丢弃，另一方面，则要同时提倡儒教。我们要靠前者来保持强大组织力以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靠后者来凝聚国家民族施教化改善人心与吏治以达到国内的长治久安。所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就是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只有儒教社会主义才能贞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宽泛名称的内涵；依此，才能将后者消极退守捉襟见肘的本地价值改造为前者积极进取充满自信的普世价值。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是欠妥的：这个口号表明口号的持有者是站在中华传统之外的立场将中国文化视为一自己之外的客体而依据另外的标准作切割打散后的零碎性吸取，随之而来的问题实多：首先，这缺乏对于自己民族传统作为一个主体和一个活的不可任意切割的有机整体的尊重；从究竟的角度说，中华文明作为全地唯一的夏型文明乃是从本性里所开出的最为合乎正理与道德也是最为优美的文明，因此我们的传统尤其是经典就全是精华，没有糟粕，我们去什么？没有糟粕，我们偏要去，结果去掉的只能是精华了。其次，这与我党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之身分相矛盾，对于传统文化之传承者的中共，传统文化就是其内在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不能够用对待异己者的办法去切割，因为对一个活物，一切割它就死了；若真将传统视为内在生命，甚至就找不到分别精粗的标准了。这也与洋为中用的口号相矛盾，既然要洋为中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不折不扣的洋就是客，不能反客为主，用来做评判中的标准以及去粗取精的主体。再者，即使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其中能成为社会主义障碍的也几乎没有。所以糟粕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五四和布尔什维克小传统下将大传统妖魔化的结果。例如中国一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追求均平的反私有制传统，从五帝三代的井田制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再到宋元明清的宗族公有制是这一传统的三个主要阶段，历代大儒多念念不忘恢复井田，这本来应该视为社会主义的深厚渊源而加以表彰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援价值；但事实上，三代被妖魔化为奴隶制，宋元明清则被涂抹为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封建私有制。这样对待传统究竟有何好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五四疯狂自虐的惯性罢了。我们承认，虽然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地方很少，但是毋庸置疑，其中的许多东西与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是有距离的。对此我们只要提倡那些与当下需要相应的而悬置那些与当下需要距离较远的就好了，根本没必要因为当下用不着就去批判之从而丢弃之，这样一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作法其危害之大诚不可说。圣贤垂教是为千秋万世谋，谁能保证当下用不着就永远用不着呢？此即春秋公羊通三统存二王后之意；前王之制虽然暂时不再用以治理天下，但由于是前代圣人所创其中必有至意存焉；故封二王后客而不朝令承祭祀守旧制以待后王取法。受科学教达尔文主义直线进步观蒙蔽的今人于此春秋大义早已隔膜，所以对于传统才那样傲慢缺乏敬意，对于政治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者才那样赶尽杀绝缺乏宽容。所以在我党已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之今日，理应抛弃这一浸透着五四遗毒的的口号（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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